朱克俭
逛古玩城，在朋友开的红木工坊，看到一个木匠用的刨子，黄花梨的，旧货，面有坑洼，细砂纸打磨过，手感丝滑，拿起一闻，海黄香扑鼻。
我心有所动，对妻子说：买下。妻子说：买这干嘛，又用不上。
我说：买下。
妻子很少见我这样执意，没二话，讨价还价，买了下来。
我也惊讶于自己的执意。细一想，许是儿时的旧梦作怪？
我自小有工匠偏好，对木匠工具，尤有兴趣。其中，凿子和刨子，更是兴趣之焦点。使锤弄锯，似乎人人都会，刀斧之功，虽难却粗，惟凿和刨，最为精巧，无好工具难以为之。因此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个真的凿子和刨子，成了我的梦一样的求索。
有一天，我在外面捡回一截螺纹钢，如获至宝。趁大人们上班去了，做木匠之前先做铁匠。躲在厨房，把铁条的一头埋进火炉，烧红；在捡来的麻石上，砸扁，盛一脸盆冷水淬火。然后，在麻石上使劲地磨：铁棒都可以磨成针，何况已锤打成型了的呢？
刨就很难走这样的野路子了。光是刨铁之正，刨底之平，差之毫厘 ，便缪以千里，自己不能平正，何以平木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途：买。然而，一个连生活费都要月望月等工资的家庭，哪有闲钱给小屁孩专门买个真刨子当玩具？提都甭提，想也是妄想。
我的工具百宝箱里，始终空出一大遗憾。
天赐良机。
大概快过年时，我们家来客了。是我姑姑，年轻漂亮，最重要的是：大方。后来知道，她从乡下出来读书，一直是我老爸资助，那年她大学毕业，分派到外地工作，是专程来我家一别的。她给了我和姐姐五块钱的压岁钱，姐姐三块，我两块。
这，对于我和姐姐，是笔飞来的巨款。我感觉到我的刨子梦，已近在咫尺。
很快，我在清明上河图似的市井长卷里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锁定了我心仪的目标……
儿时居住的大院，出门，便是文艺路，右转，一个长上坡，直通浏城桥。
那是座真正有点历史的老桥，单孔，麻石垒成，最早跨越的，应该是护城河。其时，桥下已是铁路，京广线。小时候，我们曾把耳朵贴在铁轨上，听极远极远的火车驶来最细微的动静。从铁路往上瞧，可看到桥孔上方一块麻石上凿的三个大字：浏城桥。落款斑驳难辨，麻石有苔，石缝长着很长的草。
但我们那时很少从下往上看，我们经常去的是桥上。
桥头是个几条路横斜交错的街口，临街商铺一个接一个。大人们喜欢看百贷店、杂货店、裁缝店、豆腐店、蔬菜店、小吃店；小屁孩则喜欢看打铁、看补锅、看钉马掌，看一切有姿有态、有技术含量、有工匠精神的东西——说不定，我后来对于各种手艺，包括书画篆刻等等杂七杂八的喜好，也多源于此——那时，没有电视，潜移默化，都是看现场。
补锅好看。生铁菜锅炒穿了，大都舍不得丢，拿到这里补。带风箱的火炉，风箱一拉，火就扑扑的上窜；里面埋个瓦容器，容器里扔些废铁锅碎片，顷刻熔了；用钳，夹个瓦小勺，舀起一小勺通红的熔液。另一手捧块厚布，抓一把沙在布上，然后铁液落沙，像枚红扣珠，顶至锅洞的一面。拿钳子的手便放钳，换成一把紧扎扎的棕扎，对准从锅洞挤出的铁液，一压，一揉，“滋”，一股清烟，一个洞就补上了。松手看一眼，粽扎刷一刷，平整，不碍锅铲，便好。
钉马掌更是有趣。当时，马在城里已不多见，何况钉掌。加上我那时已经喜欢用捡来的粉笔在水泥地上画马，更是看得忘乎所以。只见马栓于店里一个木架，一只腿吊起，应该吊得还蛮舒服。三下两下，把旧铁掌撬了；然后，用一片有如鲁智深的兵器似的铲刀——当然，比那兵器小多了——薄而快，肩压刀把，一点点切掉腐掌，能闻到孩子们并不嫌臭的腐臭；然后，把新马掌用长长的锥形钉钉上去，一掌钉好，又换一掌。整个过程，马，似乎毫无痛苦之感，不时甩甩尾巴，抖抖双耳，打个响鼻，很是享受，大概就像人修个指甲吧？
还有两件事是孩子们最起劲的。一是在桥头，拖货的人力板车每到这里，面临上岭，便会停下休息片刻，擦汗。大家便你推我，我推你的涌上去：＂要冲上岭啵？＂桥下到桥顶，从车后面帮着推上去，每人每次可得两分到五分钱不等，视体格而定。像我，太小，往往是抹到一边，一分钱都赚不到。
于是，最小的小屁孩，只剩下另一件事可做：到桥顶上看火车。在左边看见火车远远地来，喷着烟雾，轰隆轰隆，汽笛长鸣一两声，钻进了桥洞。桥被震撼得似乎有点晃。然后，立马转身过马路，往右边来，看着火车呼啸而出，奔向远方。或者，掉过头来，右进左出……
除了这些顽童们共同的去处，我独自还怀揣着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小秘密：这就是过桥，到桥那边的浏正街，到一家专卖各种工匠用具的小店，看玻璃柜子里那两个刨子！
我不记得最初是什么机缘发现这家小店和刨子的。反正，从某个时点起，每次，无论和大人一起，还是和孩子们一起，一个人就更不用说了，到浏城桥去，总要找个借口，过桥，溜到浏正街那边，看一眼。
而且，费尽周折站到那里，什么也不问，只是看。到后来，别的也不看了，只是毫无意义的，老盯着刨子上的那一纸价格标签，发呆。
会有营业员猜疑过那个奇怪的傻小子的动机么？
也许，如今很多人买房子还差点钱，正是这种牵肠挂肚的心境？
两个刨子，长的七元，短的五元。我只要再得两次压岁钱，五元那个，就归我了；再得三次，长的就归我了。要得急，就短的；舍得等，就长的。嗯，还是要短的吧，久等不如现得……
谁知，这样奢侈的压岁钱，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我一直等呀等呀，等到我已有的那笔“巨额”，被大人们一点一点“借”完，一直等到玻璃框里那两个刨子，渐渐在我的梦想里彻底消失。
今天，一只顶极木材的刨子，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唤起了我以为早已忘了的过去。
妻子说，以此收藏一个埋在心里半个多世纪的童年梦，怎么都值。
我会心的笑了。
瓦壶
宜兴回来有些时日了。看过那么多古今名壶，忽然想起儿时用过的一把——不，应该是一种壶——瓦壶。也不知为什么？
当然，那并不是茶壶，远没有那种雅致，离高贵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。那只是种极普通，极便宜的烧水壶，古名：“炊壶”。硬要给它一个溢美的形容，质朴，也许算得上。
说极普通，也只是当时，草绳捆着，担挑铺垒，随处有买。眼下，恐怕是早已绝迹了。年届不惑以下者，估计听都没听说过。
其型，大约类似于放大的紫砂提梁扁壶，但梁小肚大，上下收束。若与当下常见的不锈钢烧水壶相比，异样最在底部：一是侧面看，腹线以下，呈上大下小之梯形，使壶容量可超出放壶的炉面所限；二是把壶抬过头部仰视，底部外圈至中心点，是个向上急收的圆锥，置之无论是明是暗的炉火之上，火力都将向壶心集聚。
仅此，便足见始创者之智慧。
壶一律青灰，其质其色其声，与千百年来乡间民房之青瓦，应无二致。据说，泥性烧制品的硬度，主要差别不在泥，而在窑温，温度越高越硬。瓷胜陶，陶胜瓦。因此，其最大的优点是易成，窑温要求不高；最大的缺点是易毁，仼何一点硬物或外力与之相撞，都可能使之瓦碎。
易成，主要是窑温要求不高。其制坯，我以为，瓦与陶瓷，均无大别。一把好的瓦壶，同样要嘴正腹圆，同样要盛水不漏，出水顺溜。应该说，完全是外因使然的易成易毁，决定了它的命贱。然而，又正是其宁碎无假，只更新，不苟活，决定了用它所烧的开水，至为纯净。
我之所以长久的记得它，是因为它的生死，曾关乎我的忧乐。
在我刚刚能提得起一壶水的年龄，我们家用以烧水的，正是这种瓦壶。而那时的水源，则是几家共用一个龙头。每次接水来烧，我都小心翼翼。小心地提壶，小心地走，小心地接驳于龙头，小心地看着水哗哗的流进壶里。
人矮小，脚下垫着砖，双手提着梁，半举起：或以壶嘴对着龙头，那得先单手开了龙头，再双手举壶去接；或取巧的把壶梁半挂在龙头上，双手扶着，一个拇指去拨开龙头。两种方法，都难免失手。每失手，便意味着家庭的财产损失和家长的责骂。
最记得有一次，一切都顺利，突然，也不知是水压突增还是壶底老化，哗啦一声，自来水冲底而出，我手上只剩下壶梁和半个残壶。
我呆愣着，欲哭无泪。
记不得我用过多少只瓦壶。如今，瓦壶整体消逝了，我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。但我也知道，现实中消逝的东西，仍可能活在记忆里，活在文字里。
而历史的进步，又常有些奇异：也许，哪天有人返璞归真，又可能因它的纯净，重用瓦壶，烧最好的水，沏最好的茶。
物以稀为贵，谁知道呢？
冻疮
一次初中同学聚会，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迎面就问：“现在，到冬天，还长包子手吗？”
“包子手”，就是冻疮手。
那时，冻疮非常普遍。有的脸上、耳朵上、脚趾上，都是。而最普遍的，如我，是长在手上。
既然名之以“疮”，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大概是从进小学起，冻疮就每冬必来了。
从外形看，先是红，后是肿，继而透明，接着开裂。
从内在感受讲，先痒后痛，随之是麻辣火烧，痒痛双攻。
最抓心的是：你痒，极想抠，而又不能抠，因为到处有裂；你痛，不敢弯指，却又必须弯，因为要握笔，要帮着父母忙家务。
据说，有比我更严重的，可溃烂见骨。
但事物往往有两面性。伴随痛痒难耐的冻疮，也在我记忆深处刻下了永远的温馨。
为了冻疮的防治，父母不知道费了多少心。从治本的冬病夏治，熬汤煮汁，洗烫浸泡；到治表的消痒止痛，四处寻访这种油那种膏，涂抹、敷擦、包裹，什么辣椒水、茄子根、火烤桔子皮、茶油调陈墙土……不一而足。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不敢试的。裂口溃烂时，病急乱投医，只要听到有什么可试用的土法秘方，闻风而动，不遗余力。
为了既能握笔又能护手，老妈还专门用纱线，织了双能伸出几个指头的手套。
因为这冻疮，老师、同学和朋友，也多了不少关心我的话题。更有幼稚而好奇的小伙伴，不时半恭半畏，小心翼翼的问：
＂我能摸一下你的包子手吗？＂
最使我难忘的，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页写得最漂亮的铅笔字，就是刚搽过冻疮膏写的。
记得那是一次小学写字比赛的前夜。外面飘着雪，家里生着小火炉——后来想起，颇有点白乐天问刘十九的诗意。
老妈在一旁做针线，我坐在一条用骨牌凳代替的书桌前，削了一枝崭新铅笔，启用了一个崭新的格子本，第一次在纸页下插了块铁皮垫板，脸热得有如酒至微醺。
我老了才知道：这正是孙过庭《书谱》所言，纸、笔、情、境，全到位了，便字如神助。
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总疑心这是用了新的冻疮药的奇效。因为，那天的字，在电灯直射下，黑亮灿然，仿佛满手光鲜的膏油，通过笔芯，浸透到了字里行间。
此后，我再没有写过那样一页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好字了。
冻疮每年冬来春不去，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。究竟什么时候不辞而别的，不记得了。
我想，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吧？
现在，城市里，冻疮已十分罕见，多数孩子早已不知为何物；但在贫困乡村，还能被扶贫者的手机抓拍到。
网上曾有一组＂冰花男孩＂的照片突然蹿红，他那双人见人怜的手，让我又想起自己有过的一双手。
记忆是种过沥器。它会把过去的时光，选择性的沉淀下来。
早年冻疮给我带来的痛苦，已经淡远；而与之相伴的那些温馨，却越来越难忘。诚如美学家所言：＂距离产生美＂。
我们与＂冰花男孩＂，有空间距离；与自己的过去，也有时间距离。
为同情他人而泣，在回望艰辛中笑，其实有很多感受的转曲。
不要以为爱唱旧歌的老人，都是沉迷于歌词本意。很可能只是：耳熟能详的旋律，已与人生最宝贵的年华，如影随形，血肉难分。
有时候，旧物，仅仅是种过沥了一切非我因素的情感载体。
我怀念冻疮时代的温馨，但并不愿重回冻疮时代。自古有训：断不可＂好了疮疤忘了痛＂。
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社会更当如此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