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瑶
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北边陲的一个边境团场里，生活条件不好，养的鸡啊鸭啊都拿去换钱补贴家用了，每年吃肉也就是父亲捕的一些害庄稼的野兔野鸡，一年能吃那么两三回。
至于去巴扎（新疆人对集市的称呼）上买一两斤肉解馋，记忆中似乎很少。
所以一年到头想放开肚皮吃顿肉，就等母亲喂养的年猪了。
正宗的年猪从前一年秋天逮来崽子，吃麸皮、苞谷面，野菜吊足身子骨，一直喂养到当年腊月中旬宰杀。
年猪肥胖，喂养的好，对家庭女主人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，说明女主人会持家，勤劳会过家。
年猪的吃食越来越好，长得越来越肥，意味着年越来越近啦。
为什么盼过年啊，因为过年的时候母亲会带上我们兄妹去赶巴扎，买上几套新衣服，母亲手也巧，年底给我们一人做好两双布鞋，一厚一薄，一冬一春。而且过年时候父亲会给我们买火炮，还能吃到其他好吃的。
母亲每年喂养两头猪，一头逮来的早，棉花捡完就逮来了，另一头一般秋收结束到有母猪的人家拉一头，就是年猪。
年猪刚逮回来一般都由我喂，小猪仔小时候眼睛黑啾啾的，鼻子粉嫩，很可爱。每年逮来年猪崽我都自告奋勇承担起小猪仔的“小灶”，团里小学放学以后，回到家我就去田间地头拔野草背回家剁碎，拌点麸皮给年猪崽儿吃。
因为大猪小猪在同一个石头砌的猪圈里，年猪崽儿的小灶总被大猪抢食，所以每次喂食的点儿，我都得坐在猪圈石墙头，拿个长木棍给小猪“堵食”，就是堵着别让大猪来抢食小猪小灶，每天傍晚天色昏暗下来，小猪肚子吃得圆鼓起来了，我就放开大猪，等它囫囵几口吞完剩下的几口小灶，然后抽出小灶专用小铁盆儿一蹦一跳去屋里交差。
每年秋天，到了捡棉花的季节，父母每天都要天还没亮就起床去地里捡棉花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所以我总是在给年猪崽儿堵食的时候期盼父母早点回来。在新疆长大的我，自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年学校都会给我们分派捡棉花的任务，一直到我初中毕业，那时候全班同学坐上拖拉机就被拉到农户地里开启一天的劳动。
过完年，惊蛰一过，我跟着父亲下地种苞谷。
等苞谷苗长出来，我和妹妹去匀苗，苞谷长大之前，小猪们就靠着家里菜地的草和麸皮度日。等苞谷长大，叶脉繁盛，掰苞谷的时候，我和妹妹每天放学的任务就有啦，去地里掰点苞谷来，捣碎，拌点麸皮，小猪们对这样的伙食很喜欢，一顿能吃一大桶。其实现在想来，当时掰苞谷再背回家这个任务，蛮辛苦的。但如母亲说的，娃娃小时候压根不知道累哩，再累，缓一会又活蹦乱跳了。
父亲手巧，怕背苞谷累坏了长不高个子，在某一个春天专门给我做了一辆小推车，有此装备，我成了附近小孩子最羡慕的对象。
那个小推车我用了好几年，车把手断了我自己接过好几回，一直断断续续用到小学毕业。现在它的轱辘还在院子檐下侧立着。
经过上一个秋到这一个秋的整整一年，小猪们身架子很大了，就是瘦了点，秋天这么放开吃个把月，它们都胖起来了。育肥以后的大猪一般落霜时候就卖掉了，小猪也不再“小了，等母亲新的“年猪崽儿”抱回来，它就有了“接班人”。年底再把年猪好好喂一喂，腊月底就有比别人家大很多的年猪了。
杀年猪一般要请团里专门的杀猪匠，他推着一个简装版的架子车，上面放着一个大木桶，里面一块棉布里包着杀猪拔毛的家当。
母亲总在这一天给年猪喂一顿最好的吃食，颇有古代犯人断头饭的意思。
再喊邻居过来搭把手，拿出提前做好的板子，抬到猪圈外面空地里，然后动手把肥头大耳，眼神浑浊的年猪摁住，等杀猪匠瞅准了心口位置，拔了心口毛，一刀进去，新的一年好像就因为辛苦喂养一年的年猪叫声，而变得更有盼头。
等杀猪匠处理好猪肉，母亲挑最肥最好的肉段切一大盆，做成肉菜招待忙碌了半天的人们，再给交好的邻居送去几碗。
剩下的肉，母亲挑肥瘦相间的撒上盐，装到小瓷缸里。其他肉腌制起来，待春天农活苦的时候改善伙食。大骨头排骨什么的拿花椒粉食盐抹一抹，放太阳下晒几天，等年二十九三十给全家人好好吃几顿。
母亲简单腌制的过年肉好吃极了，如今在顶好的饭馆，我也没吃到如母亲那般制作的好吃猪肉。
到我去库尔勒上高中的时候，母亲就没有再喂年猪了。
去年放假回家那天，武汉疫情还未大规模爆发，母亲在家里煮了一锅亲手腌制的猪大骨肉，当晚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，一进门我就闻到了那股魂牵梦绕的味道，此时抓起一大块肉塞到嘴里，满嘴溢出的味道，此后多少年也不会忘记。
那种满足感和亲切感，总让人鼻头发酸。
疫情影响下，我居然在家待了一个月，上学那会，母亲总是打趣道：以后工作了每年回来估计只能待几天，没想到工作后的第一个假期整整待了一个月，福祸相依，以后再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。
晚上吃完饭和母亲谈起以前小时候的生活，她说，今年你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家，我打算再养一头年猪，等你回来可以好好的解解馋。
写到这里，已是凌晨三时，心里早泪洇满裳。
